2026年9月的一个工作日下午，上海南京西路的几家国际大牌门店门口，队还是照旧排着。店员低头扫码、结账，POS机发出的提示音一声接一声。 同一时段的画面挪到北方某个县城，商业街上的服装店老板半天等不到一个客人进门，柜台角落堆着上一季没卖完的库存。 这两幅画面被剪进同一部纪录片里，观众多半会以为拍的是两个国家。然而它们发生在同一个九月、同一片国土。这种落差，也把内需这道旧题又摆到桌面上。 为什么中国的消费引擎，总像着火的柴堆浇了水，怎么点也点不旺？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一次公开对话里给出的答案。他讲：从富裕群体那里加税这条路走不通，眼下能做的，只是想法子让他们把钱多花一些。 一道税，难加在富人身上 孩子的补习费、老人的慢病用药费、房贷月供、以及一份说不准的工作稳定性，这些开支把工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切得七零八落。多添一件外套、多下一次馆子，都得先在心里过一遍账。 真正手头宽绰的那部分家庭，日常消费早已到顶。多买一辆SUV、少吃一顿米其林，对他们的生活水位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李迅雷是长期跟踪居民资产结构的人，他的判断建立在数据基础上。 中国的存款和家庭财富正加速向头部集中，收入靠前的一小部分家庭掌握了不成比例的储蓄。有消费冲动、边际消费倾向高的群体缺钱，而资产雄厚、边际消费倾向低的群体没有额外的花钱欲望。 既然天平明显歪了，为什么不干脆对高净值人群多征一点税，把资源做一次再分配？放眼国际，法国、意大利、挪威等国先后推行过富人税或财富税。 结果多半不是税基做大，而是一批批富豪更换国籍、把资产迁往低税负法域，最终财政不但没得到多少甜头，反而丢掉了原有税源。 李迅雷所讲的“不敢征税”，指向的其实是这套配套制度的复杂性。 个人财产的全面登记、跨境资金的穿透监管、家族信托和境外持股的识别机制，每一个环节都得咬合起来，任何一处松动，加税就变成对老实人的收割，对聪明钱毫无办法。 一分钱，难留在国门之内 高净值群体的消费决策，很少看官方数据发布会怎么说。他们盯的是自己账户里那条净值曲线、名下房产的市值涨跌、A股港股的信心指数，还有海外资产配置的安全边际。 宏观喊话对普通家庭尚且效力有限，对这个群体几乎没什么号召力。更让人挠头的地方在于，即便他们真的愿意打开钱包，钱也未必留在国内实体经济里循环。 境外置业、跨境旅游、海外医疗、私立寄宿学校的学费，这些高价支出的一大块，最终是流出国门的。要把内需困局的深处看透，还绕不开一个变量：人口。 国家统计局在2026年1月19日发布2025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同月又更新了人口相关信息：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比2024年的954万人少了162万，跌破了800万这个门槛。 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14亿48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人口负增长已经连续四年。李迅雷根据这个曲线判断，2026年出生人口的下行拐点短期内看不到明确信号。 也有观点认为，人口总量下降之后，人均资源反而改善，未必是坏消息。只要走进任何一家三甲医院的老年科门诊，另一种画面就摆在眼前。 挂号窗口排长龙、走廊上加床、康复床位紧张，这是当下的日常，也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常态。年轻缴费人口在减少，领取养老待遇的老人在增加。 一张网，托起消费的底气 北大国发院院长黄益平在2026年上半年多次公开演讲里，把消费真正起来的前提概括成两个词：“有钱可花”和“敢花”。 2026年6月17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的一次交流中，他还把中国当下的宏观格局归纳为“供强需弱”，明确指出仅靠短期刺激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社保安全网的补强才是关键抓手。 前一个讲的是收入端，可支配收入本身要够；后一个讲的是安全感，医疗、养老、失业、教育这几张网织得密不密，直接决定普通家庭愿不愿意把存款拿出来变成消费。 国家统计局2026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高出4.2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836元，同比名义增长3.7%。 服务业里的养老、家政、文旅、健身、职业培训等赛道，用工需求肉眼可见地热起来。银发经济更是逐渐扛起了一部分内需的活力。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口径，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3.2338亿，占总人口比重为23.0%。这其中一部分退休金稳定、有一定积蓄、消费意愿也充足的老人，为康养旅居、适老化家装、老年大学、家庭护理等赛道贡献了持续的现金流。 但一个健康的消费市场，不可能只依靠退休群体撑起底盘。年轻人如果推迟婚育、中年人如果不敢换房换车，整体的消费活力还是难以真正回暖。 围绕出路，学界这两年也一直在讨论。一种主张，是按身份证向全民发放限期使用的消费券，通过“到期作废”这个机制倒逼货币在市场里跑起来。 另一种建议，是把最低工资、居民收入与GDP、CPI建立更紧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