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苏北邳州邹庄镇的八个人，兜里一共揣着五十块零四毛钱，骑着四辆破自行车，一路讨着饭去了上海。四十多年后，这个不到7万人的镇，有4万多人散在全国几百座城市，守着一口大铁锅炒瓜子。 一把瓜子，凭什么把大半个镇的人带出了家门，连过年都顾不上回来？下面就从那八个人讲起。 邹庄历史上常常发大水。邹埠村的老人都记得，村里的地大多在分洪道里，夏天一场大暴雨下来，一年的收成可能就没了。地靠不住，人就得往外走。 带头的是邹埠村五十多岁的农民邹训生。那年春天，他把本村几个人叫到一块儿，商量出门谋生。商量到最后，定下来一件事：带上锅和铲，去大城市卖炒货。去哪个大城市？上海。 就这么一路骑、一路讨着饭，八个人进了上海。 到了上海，锅并没有马上支起来。八个人先去干了三个月搬运工，把出苦力挣来的钱凑到一块儿，才在一个农贸市场的角落里垒起锅，炒货摊这才开了张。 到年底回家过年，每人分到了600多块钱。 600多块是什么概念？那一年，全国农村人均一年的纯收入是160块2毛，城里人均一年的收入也才387块。一个沿路讨着饭出门的人，年底揣回来的钱，差不多是一个农村人四年的纯收入，比城里人一年半的收入还多。 这笔钱，比什么动员都管用。1980年春节一过，附近几个村的农民一下子走了360多人，都奔上海炒货去了。起先是一家子一起出门，后来带上了邻居，再后来周边几个村、几个乡镇都跟了上来，连山东兰陵、郯城两个县的人也加了进来。 那时候的炒货，是一根扁担两头挑着，走街串巷地卖。原料就是花生、瓜子、蚕豆，本事全在锅里：木柴火、大铁锅，一铲一铲地翻，火大了会煳，火小了不香，翻炒还得匀。 从上海的弄堂到扬州的小巷，城里人慢慢认准了这些带着苏北口音的炒货摊。摊子变成了小店，小店又变成了大店。 摊子要变成店，人得先在一座城里扎下根；扎下了根，再回头把老家的人一个个接过来。镇上一个姓孟的年轻人，走的就是这条路。 1984年冬天，他从镇信用社贷了300块钱，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到了上海虹口。家伙什就是一把铲子、一口铁锅。瓜子炒好了，拿报纸一裹，两毛钱一包，挑着担子上街叫卖。 三个月后，他带着2000块钱回了家，这是他的第一桶金。那一年，一家人高高兴兴过了个丰年。 他卖过菜，也卖过水果，最后落在炒货上：「主要还是因为成本低，算是『叫花子生意』。」 这门叫花子生意，他一干就是四十年。「贵贱不打工，大小当老板。」他想把这个小老板一直当下去。接下来几年，他挑着担子转过泰州、扬州，一条街一条街地卖。 1987年，大儿子出生了，他想安定下来，挑中了南京：「南京离徐州近，又是省会，人多，生意好做。」在南京的头几年，日子是真难熬。又要做生意，又要带孩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忙完已经是夜里十一二点。 到了九十年代初，南京人开始吃起了他家的瓜子。夫妻俩窝在新街口一间30平方米的小门面里，烧的是木柴火，用的是大铁锅，一锅炒下来，整条街都是香的。 他的功夫全下在这口锅里。生瓜子从内蒙古运过来，要挑个大饱满、嗑着带甜不发木的。光一个最普通的五香味，他前前后后调了不下10次。几年下来，他在南京买了房，安了家。 他自己安顿好了，接下来就轮到老家的人。他把亲戚、邻居一个一个拉到南京，帮他们租房子，替他们进货，缺本钱的借钱给他们，手艺不到家的教给他们。邹庄人把这个做法叫作行规，一共两句：先到者帮助后来者，自己人不跟自己人竞争。 要我说，前一句不稀奇，老乡带老乡，走出去的人大多都这么干。真正把邹庄人的锅带到全国几百座城市的，是后一句。 照这条规矩，一条街上要是支了两口邹庄人的锅，就是自己人抢自己人的客。先来的把后来的扶上了路，后来的也就不好在老乡门口支锅，只能往前走，去找一条还没有老乡支锅的街。人带得越多，锅就支得越远。 光南京一个城市，孟家人算过，卖炒货的邹庄人就超过3000人，都是拖家带口来的。放到全国，2022年镇上数过，出门炒货的邹庄人超过1.2万户，散在300多个城市。当地有句话，叫「一把铲子一口锅，瓜子炒遍全中国」。 这些锅炒下来，邹庄人每年光劳务收入，就至少有15亿元。 拿一个村来看，更清楚。邹庄镇韩家村，全村3670口人，在外头做炒货的有两千六七百人，差不多每十个人里就有七个守着锅。2023年春节，有一批在外做炒货的商户回了村，村里趁这个空当一起摸了个底：平均下来，一户的纯利润有二十五六万。 可这些钱，得在别人过年的时候去挣。韩家村的王友亚是村里最早出门的那批人。1975年，他跟村里四五个人去了河南漯河，后来在山西炒了十二年，又在湖南炒了二十年。到71岁那年，他已经在家歇着了，儿子接过他手里的铲子，在长沙接着炒。 他说起那些年：「每年快过年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那会儿没有炒锅机，都是用铲子、锅手工炒，早上五六点就得起来烧炉子，一天下来，累的胳膊都肿了，手都磨出茧子。炒货这一行全指望春节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