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春，北京。乔冠华在一次工作间隙突然晕倒，送医检查后，医生发现他的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那一年，他64岁，刚刚经历政治风云与长期劳累，冠心病之外，肺部也查出了严重问题。 消息传开后，熟悉他的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乔冠华却没有表现出过多惊慌，依旧谈笑，依旧分析国际局势。有人劝他安心休养，他只摆摆手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这句话听着豪迈，背后却不是轻松。对一个长期伏案写作、频繁出访、常年承受巨大工作压力的人来说，疾病意味着身体正在迅速透支。可乔冠华没有把自己交给恐惧，而是把病痛当成一场必须应对的难题。 他的性格，早在青年时期便显露出来。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少年时代，他读书极快，记忆力也强，后来进入清华大学求学。与一般只埋头书本的学生不同，他对哲学、历史、军事和国际关系都很有兴趣，喜欢从一件小事里追问背后的原因。 清华毕业后，他先后赴日本、德国学习，研究方向偏重哲学。原本，他可能走上一条纯粹的学术道路。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并不平静，战争阴云逼近，国际政治和军事问题不断进入他的视野。 书斋里的思考，逐渐和民族命运连在了一起。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乔冠华没有继续留在海外埋头做学问。1938年，他回到香港，投身抗日宣传工作。不会拿枪，并不意味着不能战斗。他选择了最熟悉的方式，用文章揭露侵略者，分析战局，也向海外读者说明中国正在经历什么。 那时的报刊文字，不只是新闻，更承担着争取舆论、团结人心的作用。乔冠华的文章有一个鲜明特点：材料扎实，判断果断，气势很足。他善于把复杂的国际局势讲清楚，也能在冷静分析中写出强烈的感情色彩。 这支“笔”，后来成为他进入外交领域的重要资本。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从零散的对外交涉，逐步转向国家层面的系统建设。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既需要熟悉世界规则的人，也需要能够准确表达国家立场的人。乔冠华长期研究国际问题，又有丰富的文字和谈判经验，因此在外交战线上承担了重要职责。 他不是只会写文章的书生。谈判桌上，他重视原则，也懂得分寸；面对尖锐问题，他往往不急于争一时口舌，而是抓住关键利益，把话说到点上。那种看似随意的表达，实际上经过了严密思考。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乔冠华作为代表团成员走进会场，成为那个历史时刻的亲历者。 会场内，记者注意到他脸上的笑容，纷纷围拢过来询问感受。乔冠华没有作长篇解释，只是放声大笑。有人问他为何发笑，他回答：“我的笑声已经说明一切了。” 这笑声并非个人得意，而是一个国家重新获得发言权后的自然反应。多年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之后，中国代表终于坐到了属于自己的席位上。乔冠华的神态，被记者定格为那个时代极具辨识度的画面。 有意思的是，乔冠华的幽默并不影响他的严谨。熟人都知道，他写作时常喜欢饮酒，尤其偏爱茅台。酒在他那里不是逃避现实的工具，更像是长时间工作中的一种习惯。真正支撑文章的，仍是学识、判断和对国际形势的长期积累。 到了晚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1983年夏天，乔冠华病情复发，经过抢救暂时脱离危险，但病痛已经难以逆转。他仍配合治疗，精神尚可时便和来访者交谈，偶尔吟诵文天祥的诗句。 1983年9月21日，夏衍到医院看望他。两位老友交谈后，夏衍准备离开，乔冠华拉住他的手，又念起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并不是临终前刻意安排的宣言，而是他长期熟悉、此刻又格外贴近内心的一句诗。 第二天，乔冠华病逝，终年70岁。10月，他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火化。后来，墓碑上刻下了文天祥的诗句，也留下了一个外交家、政论家和知识分子在民族危局中作出的选择。那一笑，属于联合国会场；那支笔，则贯穿了他一生。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