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县长去省里要钱那天，我专门换了件干净的夹克衫。 这件衣服还是三年前在县城百货大楼买的，打完折一百八，袖口磨得发白，但没破。 县长张德贵坐在我旁边，一路上翻来覆去地看那份要钱的报告，嘴里念叨着“这次可得给咱批了”。 省财政厅在市中心那栋灰白色大楼里，门口保安查了三遍证件才放行。 上楼时张德贵腿有点软，手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挪。 我走在前面，听见他皮鞋后跟磕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嗒、嗒”的响声，节奏全乱了。 厅长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开着。 我们进去时，周厅长正背对着我们打电话，一只手叉着腰，声音不大：“行行行，晚上我回去吃饭，你让妈别做太多菜。 ”他挂了电话转过身来，脸上那点笑意瞬间就没了。 张德贵赶紧上前递烟，手伸到一半，周厅长摆摆手：“不抽。 ”张德贵那根烟悬在半空，收回来也不是，不收回来也不是，最后夹在耳朵上，耳朵根子都红透了。 周厅长坐回那张黑色皮椅子里，拿起我们那份报告翻了两页。 “啪”一声拍在桌上，震得茶杯盖“叮”一响。 张德贵整个人哆嗦了一下，膝盖撞在茶几角上，疼得龇牙咧嘴又不敢出声。 “张德贵，你们县去年要的专项款花哪儿去了？ 水利工程修了半截就停，当省里钱是大风刮来的？ ”周厅长嗓门提上来，脖子上的青筋跟蚯蚓似的鼓着。 张德贵嘴唇发白，两只手死死攥着裤缝线，指节都发青了。 他张了几次嘴，一个字没吐出来。 我在旁边看着，想起去年冬天那笔钱——县里截了一半去填开发区那个烂尾的坑，这事儿我知道。 周厅长继续骂：“你们这些基层干部，就知道伸手要钱，钱到手就乱花，一点规矩都不懂！ ” 张德贵额头上全是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 他想掏手帕，手伸进口袋半天没摸出来，整个人抖得跟筛糠一样。 我往前迈了一步。 周厅长抬眼看我：“你是哪个？ ” 我没回答他的问题，直接一巴掌拍在他那张红木办公桌上。 茶杯盖跳起来转了两圈，茶水溅出来洇湿了那份报告。 张德贵在后面“嘶”地吸了口气，整个人僵住了。 “兄弟，你再跟老爸告状看看？ ”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墙上。 周厅长眼睛猛地瞪圆了，嘴巴张着，喉结上下滚了两回。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足足五秒，然后目光挪到我左手腕上那块旧表——梅花牌，表带换了三回，表盘上有道裂痕。 那是我爸的遗物。 周厅长嘴唇哆嗦起来，声音压得极低：“你……你是小军？ ” “周建军，咱俩一个爷爷，你爸是我二叔。 我爸走那年你在省城念大学，家里没通知你。 ”我把手收回来，指尖有点麻。 张德贵站在旁边，眼珠子在我和周厅长之间转来转去，整个人彻底傻了。 他大概怎么也想不明白，县里档案局那个天天穿旧夹克、骑电动车上下班的普通科员，怎么就成了省财政厅厅长的堂弟。 周厅长身子往后一靠，皮椅发出“吱呀”一声。 他抬手抹了把脸，声音沉下来：“小军，你进体制怎么不说一声。 ” “说了好让你照顾？ 我爸咽气前交代过，不许打你旗号。 ”我从兜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 周厅长看着我抽烟，嘴动了动没吭声。 当年我爸生病住院，找二叔家借五千块，二婶隔着门说“手头紧”。 那会儿周建军刚考上大学，家里摆了三桌酒席。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马路上电动车刹车的尖叫声。 周厅长沉默了好一会儿，拿起桌上的钢笔，在报告最后一页签了字。 他递过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得跟揉碎的报纸一样。 张德贵接过去，手还在抖，但嘴角已经往上翘了。 他看看报告上的签字，又看看我，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像条搁浅的鱼。 我把烟掐灭在周厅长的茶杯里，“嗤”一声响。 周厅长眼皮跳了跳，没说话。 “张县长，走吧。 ”我拿起那份报告，转身往外走。 张德贵跟在后面，走廊里他的脚步声变了，不再是“嗒、嗒”的乱响，而是踩得又稳又重。 走到楼梯口时他凑过来低声问：“小……老李，你真是……” “回去把开发区那笔账平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去年那三百万去哪了。 ”我打断他。 张德贵脸色刷地白了，额头上刚下去的汗又冒出来。 他张了张嘴，我把报告拍在他胸口：“钱要来了，活儿也得干好。 水利工程下个月再不动工，我就把开发区那摞发票寄到省纪委。 ” 楼下保安这次没查证件，还冲我们点了点头。 出了大门，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张德贵站在台阶上掏出手帕擦汗，手帕已经湿透了，能拧出水来。 我骑上电动车，张德贵在后面喊：“老李，晚上我安排……” “回家给闺女做饭。 ”我头也没回。 电动车拐出大院时，手机响了。 周厅长发来的短信，就一行字：“你爸坟在哪儿，我去磕个头。 ”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没回。 风灌进夹克衫领口，袖口磨白的边蹭着手腕。 路过菜市场时我停下来，五花肉十三块八一斤，我买了二斤。 闺女昨天说想吃红烧肉。 摊主找零时多找了五块，我退回去了。 这日子，该多少就是多少，一分不能多，一分不能少。 骑到小区门口，看见张德贵的黑色轿车停在路边。 他摇下车窗喊：“老李，那三百万我明天就让人退回国库，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