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26日，延安城外的一座小山包上，新挖的十一座坟茔静静地立在那里。没有墓碑，没有花圈，只有十一个用木板钉成的十字架，在西北的风沙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周恩来站在坟前，一动不动站了整整两个小时。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右手始终紧紧攥着一块染血的布条——那是陈友才临终前撕下来的衣角。 "副主席……"警卫处长汪东兴站在他身后，声音有些哽咽，"天要黑了，咱们回去吧。" 周恩来没有回答。他只是盯着那十一座坟，眼眶通红，嘴唇紧抿成一条线。 就在三天前，这十一个人还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最年轻的才17岁，刚从陕北农村参军两个月，连枪都还拿不稳。最年长的是陈友才，33岁，跟了他六年，是他最信任的副官。 现在，他们全都躺在了劳山的土里。 而这一切，本不该发生。 那天他们从延安出发去西安，路线是绝密的。负责安排路线的是警卫局，知道具体出发时间的不超过五个人。按理说，这条路应该是安全的。 可他们在劳山遇到了埋伏。 不是偶遇的土匪，不是流窜的散兵，而是至少五十人的正规军队。他们提前在峡谷里布好了阵地，滚下巨石封住了去路，架起机枪对准了车队必经之处，甚至连撤退路线都计算好了——这些人，清清楚楚知道周恩来会在什么时间、走哪条路、带多少人。 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刺杀。 周恩来不是没经历过危险。北伐时期在上海被追杀，长征路上遭遇空袭，进入西安谈判时也有国民党特务盯梢。但从来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这样凶险。也从来没有哪一次，让他一下子失去了十一个战友。 更让他愤怒的是——这场刺杀的背后，一定有内鬼。 "东兴，"周恩来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得可怕，"一定要查出来。不管是谁，不管藏得多深，一定要查出来。" "是。"汪东兴立正敬礼。 "还有，"周恩来转过身，眼神如刀，"告诉谢滋群，这个案子我亲自过问。凶手是谁，为什么能知道我的行踪，背后还有什么人——我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答案。" 那一刻，站在周恩来身边的人都感觉到了一股寒意。这个一向温和的人，真的怒了。 而接下来的调查结果，会让所有人都震惊到说不出话来。因为那个内鬼，竟然是周恩来曾经亲手救过的人。 01 1937年4月25日，凌晨五点。 延安城还笼罩在晨雾中，枣园的窑洞里已经亮起了灯。周恩来正在收拾行李。说是行李，其实也就一个布包袱：两件换洗衣服，一个搪瓷缸子，几份需要带到西安的文件。 "副主席，车准备好了。"陈友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一贯的沉稳。 陈友才今年33岁，湖南人，1931年就跟着周恩来了。他不爱说话，但做事极其细致。周恩来出行的路线、车辆、警卫安排，都是他在负责。 "几辆车？"周恩来一边整理文件一边问。 "三辆。第一辆我带三个人打头，中间那辆您和张云逸、孔石泉同志坐，配两个警卫。最后一辆坐剩下的六个警卫，负责断后。" "路线呢？" "早上从这里出发，走甘泉方向，翻劳山，下午能到洛川，晚上住洛川。第二天一早继续赶路，中午前能到西安。" 周恩来点点头："劳山那边情况怎么样？" "昨天派人探过了，没什么异常。"陈友才顿了顿，"不过副主席，劳山地形复杂，峡谷多，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那就小心点。"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膀，"你办事，我放心。" 陈友才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转身出去了。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昨天晚上，有人已经把这条路线、出发时间、车辆数量，全都告诉了埋伏在劳山里的人。 早上七点，三辆汽车缓缓驶出延安城。天刚亮，街上没什么人。偶尔有早起的老乡挑着水桶走过，看见车队，会停下来朝车里望望，然后笑着挥挥手。 周恩来坐在第二辆车上，张云逸坐在他旁边，孔石泉在前排。车厢里很安静。张云逸在看地图，孔石泉在打瞌睡，两个警卫战士笔直地坐着，手按在枪上。 "云逸，"周恩来突然说，"你觉得这次谈判，老蒋会松口吗？" 张云逸放下地图："难说。西安事变虽然让他答应了联合抗日，但真要让他把红军改编成国军，分他的权，他心里肯定不情愿。" "所以这次去西安，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周恩来叹了口气，"只要日本人还在侵略中国，我们就得跟他谈。哪怕他阳奉阴违，哪怕他处处使绊子，我们也得谈。" "副主席，前面就是劳山了。"司机突然说。 周恩来朝窗外看去。远处是连绵起伏的黄土山，山上光秃秃的，只有稀疏的灌木。公路开始变窄，从平坦的土路变成了盘山小道，两边是陡峭的山坡。 车速慢了下来。前面陈友才的车已经开进了山谷，扬起一阵黄土。 下午三点，车队进入了劳山最深处的峡谷。 这是一段极其狭窄的路，两边都是高耸的山壁，路面只能勉强过一辆车。头顶是一线天空，阳光被山壁遮挡，峡谷里显得有些阴暗。 陈友才坐在第一辆车上，突然让司机停车。 "怎么了？"旁边的警卫问。 "你们听……"陈友才皱着眉头，"有没有觉得不对劲？" 几个人竖起耳朵听。山谷里很安静。太安静了。没有风声，没有鸟叫，甚至连虫鸣都听不到。整个山谷死气沉沉的，安静得让人心慌。 "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