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我正低头擦桌子，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刹车声。 抬头一看，十几辆面包车把店门口堵得严严实实。 上百号穿工装的男人涌进来，店里一下子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走在最前头的，竟是那个在我店里白吃了8天饭的流浪汉。 他换了身干净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神也不一样了。 他开口就点最贵的菜，说要包场。 临走，他塞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布包。 我手一沉，差点没接住。 布包硬邦邦的，像揣了块砖头。 我愣在原地，看着他被众人簇拥着上了车。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 车走了，我打开布包，整个人都僵住了。 01 罗记面馆开在城南老街的尾巴上，两间门面，灶台挨着门口，一到饭点油烟就往街上窜。 我姓罗，叫罗媚，今年四十五。 丈夫郭建辉走得早，儿子郭俊豪在省城送快递，一年回来两趟。 这店是我爸留下的，我爸叫罗长顺，三十年前死在工地上。 我守着这口灶，一守就是十二年。 老街要改造的消息，是韩芳通知我的。 她是社区主任，四十来岁，说话总带着商量口气。 “ 罗姐，上面文件下来了，这一片全拆，建商业街。 ”我手里的抹布没停，问她什么时候的事。 她说快了，让我有个准备。 我没吭声。 这店要是拆了，我能干什么去？ 房东彭飞比韩芳来得还勤。 他五十岁，瘦脸，抽烟抽得牙黄，说话喜欢用指节敲桌子。 “罗媚，月底前把租金凑齐，不然别怪我不讲情面。”我问他涨多少。 他伸出三根手指。 “三千？上个月不还是一千八？”他把烟头摁灭在门槛上。 “ 整条街都涨，你不租有的是人租。 ”我没接话，低头擦灶台。 灶台边摆着我爸的遗照，黑白照片里他穿着工装，胸口别着一枚军功章。 谢俊才是什么时候来的，我记不太清了。 大概是彭飞撂下狠话的第二天傍晚。 我正收摊，瞥见门口台阶上坐着个人。 头发花白，胡子拉碴，身上的棉袄脏得发亮，脚上趿着一双破了口的解放鞋。 他缩着脖子，手里攥着个蛇皮袋，眼睛直勾勾盯着我锅里剩的面汤。 我盛了碗面递过去。 他接碗的手哆嗦了一下，抬头看我。 那双眼睛浑浊，但里头有东西，我说不上来。 他没说话，埋头就吃，吃得急，烫得直吸气。 吃完把碗放在台阶上，起身走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 还是那个点，还是坐在台阶上。 我没等他开口，又盛了碗面。 阳春面，清汤寡水，连片菜叶都没有。 他吃完还是不说话，但走之前把门口的纸箱摞整齐了。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他成了店门口的固定风景。 马铁柱从隔壁杂货铺探出脑袋，阴阳怪气地说：“罗媚，你开善堂了？流浪汉都养上了。”我没理他。 马铁柱这人，当年也在工地上干过，后来开了杂货铺，一张嘴从不饶人。 孙桂英来吃面的时候，悄悄拉我袖子。 “闺女，你心善我知道，可这种人沾上了甩不掉。万一出事呢？”我给她碗里多舀了勺辣子。 “桂英姨，他就吃碗面，不碍事。”孙桂英叹气，不再说什么。 她是我爸那辈的老人，看着我长大，说话有分寸。 但我知道她说得对。 谢俊才身份不明，万一是个逃犯呢？ 可每次看到他蹲在台阶上缩成一团的样子，我就想起我爸。 我爸也是苦出身，在工地上扛水泥，手上全是裂口。 第六天傍晚，谢俊才没来。 我收完摊，把剩面倒进泔水桶，站在门口往街两头看。 马路上人来人往，没有他的影子。 我心里莫名发慌。 第七天早上，我去桥洞找他。 城南桥洞底下常年蹲着几个流浪汉，气味冲鼻。 谢俊才缩在最里头，身上盖着破纸板，脸烧得通红。 我摸他额头，烫手。 我把他扶起来，他嘴里含含糊糊说着什么，听不清。 半背半拖弄回店里，放在后屋的小床上。 给他灌了退烧药，又用湿毛巾敷额头。 他烧了整整一天。 到了晚上，突然抓住我手腕，眼睛睁得老大，嘴里喊：“长顺，快跑！要塌了！”我整个人定住了。 长顺。 罗长顺。 我爸的名字。 我问他：“你认识罗长顺？”他不答，翻来覆去只是喊“长顺快跑”，嗓子都哑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这个烧得神志不清的流浪汉，后背一阵阵发凉。 第八天早上，谢俊才退了烧。 他醒来看到我，眼神躲闪。 我问他认不认识罗长顺。 他摇头。 我又问了一遍。 他还是摇头。 但他的手在抖，攥着被角攥得发白。 我没再逼他。 给他下了碗面，他吃完就走了。 走之前，他在我爸遗照前站了很久。 我注意到他看照片时，喉结动了一下，像咽什么东西。 那天下午，彭飞带着两个人来量房子。 卷尺拉得啪啪响，嘴里念着“ 进深八米，开间六米，拆迁补偿少说这个数 ”。 我拦在门口不让他们进。 彭飞把我拨到一边。 “罗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月底前搬走，不然我断水断电。”我盯着他，没说话。 他走了以后，我蹲在灶台后面，手撑着地，半天没起来。 门口我爸的遗照静静挂着，照片下面压着那枚军功章。 铜质的五角星，边角磨得发亮。 我一直不知道这枚章是怎么来的。 我爸从没说过。 第九天中午，我正在后厨切葱花，听见外面一阵乱响。出来一看，愣住了。 十几辆白色面包车首尾相接，把整条老街堵得严严实实。 车门哗啦啦拉开，穿蓝色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