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一份名单上找不到的名字，和三个“死人” 1949年12月，成都。蒋介石的专机已经加满了油，停在凤凰山机场。他站在舷梯下面，最后一次回头看了看这片他统治了二十多年的大陆。身边的侍从递过来一份名单，上面是“必须带走”的人员。他扫了一眼，划掉了几个，加上了几个，然后登机。 飞机起飞之后，有一个人站在成都的某个窗口，看着那架飞机消失在云层里。他没有在名单上。他是“漏掉”的。 这个人叫段伯宇。蒋介石亲手挑选的侍从室少将高参。蒋经国称他为“自己人”。直到蒋介石在台湾咽气的那一天，他都不知道，这个他亲自考察过的、最信任的情报高参，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不只是段伯宇。在蒋介石身边，还有两个人。一个坐在他身后的速记席上，记录了他每一句话。一个坐在国防部的作战厅里，替他“运筹帷幄”。 三个人，三种身份，三条线。互不相识，各自为战。蒋介石清了一次又一次身边的内鬼，杀了无数“疑似通共”的人，但这三个人，他一个都没碰过。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一、沈安娜：坐在蒋介石身后，每分钟记录两百个字 1938年，武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走进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她叫沈安娜，江苏泰兴人，带着一手绝活来的。 这手绝活叫速记。每分钟两百个字。一笔一划，清晰工整，当场记录，当场成稿。在那个没有录音设备的年代，高层开会全靠速记员。谁能坐在会议室里，谁就能听到最核心的机密。沈安娜以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清秀娟丽的毛笔字，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录取，随后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安排下，以“老部下”的身份投奔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正式进入机要处任机要速记员。 蒋介石开会的时候，沈安娜就坐在他身后。离他几米远。 蒋介石在台上讲什么，沈安娜就在下面记什么。她记完了，蒋介石还不知道自己讲的东西已经被送到了延安。 问题是，她怎么送出去的？ 沈安娜有一个搭档，也是她的丈夫。华明之。两个人是一条线上的，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沈安娜在会场上把内容用速记符号记下来，散会之后默写成完整的文字，晚上带回家。华明之在后半夜负责整编、浓缩、密写、密藏和传递。 传递的方式极其隐蔽。有时候是藏在香烟盒里，有时候是用特殊药水写在信纸背面，正面写一封普通的家信。外人看起来，就是一对普通夫妻的日常通信。 1941年10月，国民党策划新的反共阴谋，何应钦和徐恩曾起草了《关于对共产党问题的报告大纲（草案）》和《对共产党的处理问题的提案（草案）》。沈安娜当时已经怀孕八个月，身体极其不便。她找机会快速默记下了这两份文件的核心内容，第一时间上报南方局。 组织上据此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 蒋介石知道自己身边有内鬼。他清过好几遍。有一次，沈安娜的上线被抓，特务从上线家里搜出了要寄给沈安娜的信，直接找上了门。沈安娜没有慌。她镇定自若地应对，直接拿出了朱家骅给她的特别党员证明。特务看到朱家骅的签名，吓得立刻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