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北京。刘英去看望王震时，谈起了远在广东肇庆的张闻天。王震没有先问生活琐事，而是直接关心起张闻天的处境：“闻天是老同志，应该想办法回北京。”这次谈话，后来成为刘英多次申请返京的一个重要缘起。 当时的张闻天，已经离开中央工作岗位多年。1971年，他与一些老干部一同被疏散到广东肇庆。那里环境相对安静，却远离北京，也远离许多熟悉的同志。对一位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习惯以文字思考问题的人来说，这种安排不仅意味着居住地点变化，也意味着与组织和历史现场的隔离。 王震建议他们给中央写报告，说明希望迁回北京居住。刘英回到肇庆后，便与张闻天商量着写了信。夫妇二人并没有提出过分要求，只是希望回到北京，便于治病、生活，也便于保存和整理张闻天多年积累的文稿。 然而，信件没有得到同意。刘英晚年回忆，传来的答复大意是：到北京居住恐怕不合适，可以考虑换一个地方。转达这句话的人，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也正是这件事，使刘英在回忆录和谈话中，对汪东兴留下了较深的不满。 这里需要分清一层关系。刘英的意见，主要针对的是具体事务中的阻拦和迟滞，并不等于对所有历史问题作简单判断。那段时期，许多老干部的安置、通信、迁居都受到严格管理，个人申请往往要经过多道手续。对刘英而言，问题却非常具体：张闻天年事已高，夫妇长期分居于偏远地区，生活和文稿保存都有现实困难。 经过考虑，他们没有回北京，而是选择了无锡。时间到了1975年8月，张闻天和刘英在那里重新安顿下来。遗憾的是，这段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1976年，张闻天在无锡病逝，享年七十六岁。此后不久，毛泽东也逝世，局势再次发生变化。 张闻天去世后，刘英多次写信，希望回到北京。她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打算：把张闻天的骨灰迁到北京，日后能够经常祭扫，同时让这位老同志得到应有的历史评价。可是，申请迟迟没有得到批准。后来，叶剑英亲自批准刘英赴北京瞻仰毛泽东遗容，这才使她重新来到北京。 到北京后，刘英暂住在老战友陈宗瑛家中，1978年又搬到南沙沟。有关部门同志登门询问她还有什么要求时，她提出的第一件事，仍然是迁移张闻天的骨灰。她说无锡气候潮湿，自己也希望离得近一些，能够常去看看。 这件事一度出现转机。组织方面原本表示可以办理，随后却又有人通知暂缓，理由是汪东兴认为骨灰“不必迁动”。在刘英看来，这不是一句普通的意见，而是让已经谈妥的事情再次停了下来。她晚年对这段经历反复提及，微词由此而来，并非凭空产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环境发生重要变化。刘英再次向组织提出请求：一是迁移张闻天骨灰，二是为张闻天作出客观结论，并整理出版他的文章。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看到信后，明确表示这些要求完全应该办理。随后，刘英在有关同志陪同下前往无锡，将张闻天的骨灰接回北京。 张闻天的身后事，也由此得到重新安排。原先有人考虑把几位老同志合并举行追悼活动，陈云认为张闻天在党的历史上地位重要、贡献突出，应当单独举行追悼会。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并致悼词，规格也因此得到提高。悼词由胡乔木、邓力群共同撰写。 张闻天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名字，还有数量可观的理论文章和研究手稿。王震早年看到这些文稿时，曾劝刘英不要销毁，并说张闻天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的文字很珍贵。胡乔木也对刘英说过，张闻天在肇庆写下的那些文章，自己未必写得出来。 刘英于是把文稿交由王震保存，后来又转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邓力群任副院长期间，相关整理工作逐步展开。此后成立了张闻天文集整理组，经过多年校订，九十年代四卷本《张闻天文集》陆续出版，共收入文章二百六十八篇。那些曾经被长期搁置的文字，终于以较为完整的面貌留存下来。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