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25日，新德里总统府圆柱厅，周恩来面对来自印度及其他国家的记者，谈论的并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牵动中印关系的根本问题：西藏究竟属于谁，边界又该如何划定。 这场记者会的背景并不轻松。周恩来此行，是为处理中印边界争端而来。此前，中印两国已经举行过多次接触，但印度方面坚持将一些存在争议、从未正式划定的地区，直接标在本国地图之内。地图先行，部队随后，争端也就一步步被推向了危险边缘。 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度是较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同处亚洲，又都经历过殖民压迫，尼赫鲁曾主张同中国保持友好往来。1954年，两国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交通等问题的协定，并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有意思的是，外交文件中的友好，并没有自动消除边界分歧。双方对边界的历史依据、传统习惯线和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安排，理解完全不同。印度试图把旧地图上的标记变成现实边界，中国则认为这类边界从未经过双方正式勘定，不能单方面宣布有效。 西藏问题之所以复杂，还在于它牵涉主权、地方治理和外部势力。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此后，中央逐步建立起对西藏的实际管理。对印度而言，这意味着过去可以施加影响的空间明显缩小。 1959年3月，西藏地方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前往印度。中印关系随之急剧恶化。同年8月，朗久发生武装冲突；10月，空喀山口再次发生冲突，双方人员伤亡。中国提出双方军队后撤，以避免事态扩大，但印度方面没有接受这一安排。 到了1960年，周恩来访问新德里时，气氛已经和数年前大不相同。1954年访问印度时，他曾受到热烈欢迎；这一次，接待明显冷淡，谈判桌上的分歧也没有因为会面而缩小。周恩来很清楚，边界问题不能靠情绪解决，更不能让舆论先替枪炮开路。 于是，4月25日的记者会成为一次公开说明立场的机会。周恩来用较长篇幅介绍中国方面为和平谈判所作的努力，也指出边界争端并非突然出现，而是由历史遗留、地图变更和军事推进共同造成。 在提问环节，一名印度记者将问题直接指向西藏。据流传较广的记载，他问道：“你凭什么说西藏是中国的领土？” 周恩来回答：“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至少从元朝开始，就已纳入中国版图。” 对方显然并不满意，又追问道：“元朝距今不过七百多年，这也能算自古以来吗？” 周恩来没有陷入对方设定的字眼争论，而是把问题转了回去：“如果七百多年都算短，那么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又该如何解释呢？” 这句话之所以有力量，不在于玩弄辞藻，而在于它揭穿了提问中的双重标准。对方若承认美国是国家，就无法再用“时间太短”否定中国对西藏长期形成的主权关系；若否认美国，又显然不可能得到在场多数人的认可。 当然，西藏归属并不是到了元朝才突然出现。元朝设宣政院等机构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区，明朝延续了相关制度，清朝又通过驻藏大臣、册封和驻军等方式加强管理。历代制度并不完全相同，却共同说明西藏与中央政权之间存在持续而具体的政治联系。 记者会结束后，边界争端并没有因此消失。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会谈仍未取得实质突破，双方各自组织官员举行磋商，也没有改变根本分歧。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冲突全面爆发，战争打破了两国此前维持的表面和平。 圆柱厅里的那番问答，后来被反复提起，原因并不只是周恩来的应答机敏。更关键的是，在谈判尚未破裂之时，中国已经把历史依据、现实管理和和平主张摆到公开场合，留下了清晰的外交记录。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