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供养人员6846万,占比4.85%:这个数字让人后背发凉...
复旦大学张军、马欣榕、刘志阔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估算,2020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中间口径为6846万人,占总人口4.85%,相当于每100个人里,有近5个人靠财政发薪。论文拿了2025年度最佳论文奖,数据来源是财政部《中国会计年鉴》,还用了住房公积金数据做交叉验证。数字本身,站得住。 但接下来才是关键:这6846万里,增长的大头根本不是“公务员扩招”。2004到2020年,财政供养人员增加了1634万,其中离退休人员净增1219万,占了总增量的约四分之三;在职人员只增加了约415万。编内人员规模“相对稳定”,真正显著扩张的是编外人员,而且主要集中在县区级及以下。换句话说,公众想象中的“公务员越招越多”,在数据上并不成立。增长来自老龄化带来的离退休膨胀,以及基层以编外用工填补编内不足的现实压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松一口气。恰恰因为增长不在“公务员”头上,问题才更棘手。 “简政”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感觉不到? 因为简政的核心从来不是“裁人”,而是砍职能。而职能这个东西,砍别人的容易,砍自己的难。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信号很明确。地方层面的动作也在发生:江西资溪县人口小县改革,党政机构减少10个、事业单位减少13个,专项经费降了14.8%;湖南沅江高新区在编人员从195人降到82人,精简幅度43.54%。但另一面,2023年中央和国家机关编制精简5%后,收回的编制“用于重点领域”,总量并未等额削减。机构改革的主流逻辑是“退三进一”甚至“只退不进”,靠自然减员消化,而不是挥刀裁员。 这就造成一种割裂感:上面在喊“严控”,基层的感受却是“活没少、人没多、编外顶着”。真正该追问的不是“为什么还有6846万”,而是政府的职能边界收缩了多少。如果一件事仍然由政府管,就必然需要人;如果一件事本该交给市场和社会,却还攥在手里,那养多少人都是浪费。简政的刀,首先该砍向职能,而不是直接砍向人。 AI来了,公务员真的不会被裁吗? “工人被替代了,公务员凭什么例外”——这个质问是有力量的,但它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对标。工厂流水线上的岗位,产出是标准化、可计件的;政务体系中大量岗位的产出,嵌在责任链条、自由裁量和政治问责里,不是“效率”一个维度能衡量的。荷兰计划用AI替代2.5万公务员,英国有人提出靠AI把公务员从49万砍到15万,这些讨论是真实的。国内也在动:浙江某地政务大厅AI辅助审批上线后,窗口人员从8个减到3个;深圳福田推出AI数智员工覆盖240个政务场景;人社部试点评估报告显示,已部署AI系统的单位基层岗位人力需求平均缩减22.7%,文案、审批、客服类岗位替代率最高。 但注意两个限定词:基层、重复性。被压缩的是“不出错地完成标准化流程”的那部分工作,而AI恰恰最擅长这个。一个写材料的人,AI几分钟出初稿,他的价值就不再是“写”,而是判断AI写的东西能不能用、合不合适、出了事谁负责。AI替代的不是“公务员”这个身份,是岗位中可被算法覆盖的那一段劳动。编制还在,但“这个人的必要性”在收缩——这才是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它不表现为一场裁员,而表现为:某个坑位空出来之后,不再补人了。温水煮青蛙,比一刀切更值得警惕。 聘任制为什么不能“全面推开”?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干这个的 有人问:公务员为啥不能聘任制?答案是:聘任制已经在跑了,但它跑的是另一条赛道。 聘任制公务员签的是合同,三到五年一签,协议年薪,到期考核不合格就走人。常熟一位从西门子跳过来的软件架构师,以聘任制身份牵头打造“虞企通”平台,服务企业超5万次。金华挂出的聘任制岗位,税后年薪60万到80万,要求国家部委或世界500强经历,完不成绩效走人。这是用市场化薪酬买专业化能力,解决的是“专业岗位缺人”的问题,不是“普通公务员怎么淘汰”的问题。 宁夏2026年放出11个聘任制岗位,9个因为报名人数不够直接取消;甘肃金昌一个应急管理高级主管岗位,全国57人投简历,最后只要了1个。供需两端都在说明同一件事:聘任制的逻辑是精准匹配稀缺专业能力,不是给几百万委任制公务员换合同。中央党校教授竹立家的判断很清楚:聘任制是“补充形式”,不会成为主流。拿聘任制去回答“公务员为什么不能裁员”,是问错了工具。 真正的靶心:不是“裁不裁”,是“出不出得去” 2024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约0.05%,万分之五。这个数字放在任何劳动力市场里都低得惊人。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裁得少”,在于退出通道本身是堵塞的。连续旷工被辞退能上热搜,恰恰说明“依法辞退”在实践中稀缺到了反常的程度。更普遍的是“软性懈怠”:躺平不作为、慢作为、难作为,标准模糊、难以量化,只能给“下”的警告,给不了“出”的惩戒。 一个系统如果只有入口没有出口,再小的增量也会在时间复利下变成存量负担。财政供养人员的空间错配更是雪上